慈善行为要去魅

小凤雅事件后，一些志愿者和公益组织的救助行为受到批评，很多人说，不管怎么说，这些公益组织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毕竟在救孩子，他们做的事“不容易”，“费力不讨好”，如果因为救人招致如此严厉的批评，公益人士和志愿者都会寒了心，今后谁还愿意做公益？

这种基于道德标准的评价我不赞成。

比如，那个贪污了2000万的李丽娟，你会说她的工作也不容易么，她也救了不少孩子。

李丽娟在爱心村与孩子们的合影

“爱心村”目前已被依法取缔

我认为，当代社会慈善组织的公益行为要去魅。这就是一份普通工作，和清洁工，学校教师，新闻记者，政府雇员的工作没什么差别，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优越性。相反，由于公益组织是在拿公众的钱来帮助他人，它的行为必须接受最严格的监督和审核。

慈善行为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一个从个别到组织化的过程。传统社会的慈善，比较常见的是富裕人家修路建桥施粥放赈，这些慈善行为的最大特点，就是捐助者和捐助行为合二为一。但是，进入现代社会，慈善组织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捐助者和捐助行为渐渐分离。也就是说，捐助者不再参与救助行为，而救助行为的实施者，本身也不再是捐助者。

这种机制的好处显而易见：它可以将普通人零散的爱心汇聚在一起，也能最大限度避免随意性的捐助行为导致的虚假慈善，以及救助过程中的不公正。更重要的是，组织化的慈善必然意味着公益组织的去魅化，因为公益组织不是捐款人，只是筛选评估执行救助行为的执行人，自然也就不应该拥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感。

但从受助人角度讲，他们并不能分清救助款项的来源，他们会将感恩之心自然投射到公益组织身上。小凤雅的家人第一次见到志愿者，他们听说志愿者要带他们孩子去北京看病，所有费用都由对方出，他们的感受是，“这就是一群天使啊”。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也极容易在这种情感体验中形成自我感动，误以为自己的工作在独立完成帮助他人的过程。这也是许多公益组织的人形成某种道德优势，从而拒绝接受来自第三方的批评和约束的原因。

但是，这一切必须改变。

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不仅仅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它要求善款不但必须转移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还要在转移中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从而提升整体的社会福利。慈善行为如果无法去魅，就无法建构对慈善组织有效的数据化的评估和监督机制。

2016年3月16日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德鲁克和巴菲特都曾经表述过慈善组织的管理难题：目标模糊，错误的决策难以受到市场的惩罚。相比而言，企业的管理要容易得多。因为市场上有价格机制，有完善的竞争体系。价格机制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竞争机制可以保证优胜劣汰。但是，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在慈善领域却是失灵的。需要被救助的人并不会通过价值机制显现出来，而慈善组织的错误决策也无法通过竞争机制被淘汰。甚至，慈善组织连目标都很难量化，因为它们是负责花钱的，即便他们的工作是低效率的，甚至是错误的，看起来也是在帮助他人，普通人无法用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辨别他们工作的价值和效率。

因此，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慈善组织比企业更容易出现失灵和失败。这种失败是指慈善组织偏离所奉行的社会公益宗旨，片面地以功利主义为取向的信念、行为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负效应。甚至，很多人还打着慈善的幌子，干着利益输送的勾当。

人们常常以为在慈善机构中工作的人，是基于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但事实上，人都是自利的，即便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甚至，他们的道德风险更高，因为他们即便“有意”做错了，外人也常常看不出来。

但是，现代慈善的自身逻辑，要求其必须建构一套有效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因为他们不是在用自己的钱在做慈善，是用公众的钱在帮助他人。公众有权利要求这些钱花的足够有价值和足够有效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将慈善组织的救助行为去魅化，并拒绝用道德标准去评价公益组织的行为，从而建立起一套技术评价标准。

拿小凤雅事件来举例。一波一波的慈善组织去小凤雅家，他们的目标都比较一致——要把凤雅接到北京或者上海去救治。

道德化的评价是，这些人是在不计一切代价救孩子，即便方法不太恰当，也是在救孩子。即便陈岚等人的行为有错误，他们也是英雄。

而技术化的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下面这些：

救助要体现被救者利益核心原则，对于一个肿瘤终末期患者，将其不远千里运到北京进行积极性救治和姑息疗法，哪一个选择更符合小凤雅的利益？这一点需要专业评估。4月5号志愿者介入时，是否在决策前做过专业评估，还是仅凭志愿者的个人感受？还是，明明医生建议进行安宁疗法，公益组织的人员却坚持送往北京？如果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够专业还是另有原因？

救助者的介入行为是不是符合救助伦理，其行为有无专业指南和约束机制，是否有清晰的操作规范，避免在救助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纷争，从而伤及被救者的自身利益。有人说陈岚等人的救助是“人权救助”，和困境儿童的监护人之间必然产生冲突。我本人不赞成这种分类，但我们姑且接受这样的分类，那我们也要评估，陈岚和王家的冲突，哪些是基于陈岚等人在网上散布的虚假信息导致的，哪些是因为双方理念不同造成的。如果是前者，陈岚等人应该承担责任？如果是后者，也需要评估行为的风险，对方受伤害的程度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则。总不能为了一个正确的目标，行为没有任何边界吧。

如果救助失败，是否有人被问责。无论是早期的儿慈会的志愿者，还是后期的大树基金的工作人员，都是一种组织行为。他们在救助之前有目标，如果救助失败，我们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本就不该强力介入，还是儿慈会和大树基金会提出的方案不具有执行价值。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救助方案之后，是否有评估体系，救助失败是否有人要承担责任，而不是下次注意就行了。

我知道，微博上很多人喜欢前一种评价体系，毕竟道德评价很容易产生共情效果，带入性情感也是一种消费行为，很大程度上满足自我情绪的释放。但我个人坚持遵循后一个标准，我认为，只有去魅化的技术标准，才能分辨真假慈善，真正规范这个行业的发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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