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 /  水 /  社 /  区
分享恩典 & 传递爱
每晚20:30发文更新
关注
来源: 五鱼二饼
转载 请输入以上信息
✟
“
传道事业就像一个三条腿的板凳，
教会是一条腿，
另外两条腿是医疗和教育。
——苏慧廉
1883年，一个23岁的英国传教士，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温州落脚生活。25年之后，在那个年轻人的影响下，温州人念圣经，做祷告，从信皇权到信神权，成为一座“上帝之城”。一直到今天，那个传教士修建的教堂，依然是今天温州城里最大的基督教堂。在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宣传里，来华传教士的故事被刻意边缘化，很多故事也就淹没在时间的深处，有的变了形，有的淡忘了......
  纪录片：《我的中国心之苏慧廉》 
▼
青年苏慧廉
清末，由于英国教会前任传教士不久前病逝了，受英国偕我公会（循道会）的派遣，年轻苏慧廉来到温州接力传教工作。
当时年轻的他，不仅毫无经验，来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文化不同，面对着满世界的“异教徒”，年轻的苏慧廉在温州的日子可谓举步维艰。
没有人愿意听他说的那一套理论，比如“上帝、耶稣、天堂”，每一个词都是当地人几千年以来不曾听到的新词，他们既不需要，也不感兴趣。
苏慧廉在温州建造的医院
为了传教，苏慧廉首先学习温州话，半年后以温州话讲道，并完成了《新约》的温州话全译本。
苏慧廉在传教之时，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太妃糖先生。比太妃糖先生更响亮的外号是“神医”，他随身携带的一些药品，给他攒下了不少的口碑。苏慧廉在居宅旁设有书院，为招徕听众，曾以随身携带奎宁、阿司匹林等常用西药治疗疟疾、感冒，教人如何戒鸦片等。渐渐的，随着前来求医的人日益增加，苏慧廉的传教事业也开始有声有色。
苏慧廉开办的艺文学堂
在华期间，苏慧廉开办了艺文学堂，还担任山西大学堂校长。他曾把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比喻成一个三条腿的板凳：教会是一条腿，医院是一条腿，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另外一条。
苏惠廉效法使徒保罗，“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到了中国，就穿中国的服装，做中国人。其实像苏慧廉这样，对中国做出这么大贡献的宣教士，百年来不下上千人。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苏慧廉在中国最积弱的时代来到中国，本为传教，但却功德独具：开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并助力庚子赔款退还中国；他是一流的汉学家，是胡适的益友、费正清的老师。
英国人苏慧廉的墓在玫瑰山墓园，牛津，英国。
6年前，中国人沈迦造访此地。遍寻之后，他才发现苏氏在墓园的栖身之所，竟只是一块没有墓碑的坟地，仅有4根浅色的花岗岩石嵌于土中。
挖开泥土，界石上出现了如下铭文：“威廉·爱德华·苏西尔（William Edward Soothill），硕士、传教士、牛津大学汉学教授，1861年生，1935年卒。”
而来自中国温州的作家沈迦先生的足迹遍及欧亚北美三大洲，历时六年，只为了还原苏慧廉的一生。他为这位百年前的英国传教士写下一本近40万字的传记《寻找·苏慧廉》。
苏慧廉——中国历史绕不过去的人物
苏惠廉效法使徒保罗
“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
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
到了中国，就穿中国的服装，做中国人。
虽然时空相隔，沈迦和苏慧廉却有两个交集：都在温州生活过，都是基督徒。
1969年，沈迦出生于温州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跟祖母过活。祖母年轻守寡，历经家道中落、社会动荡，却凭一己之力撑起全家。在捉襟见肘的70年代，祖母还要求她分散在各地的5个孩子每月必须寄10块家用钱回来，以资助其他更缺衣少食的贫困人家。
“那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信仰为何物，不知道它对人生价值有多重要的时代。”多年后，沈迦回忆说，祖母给了他一生最好的礼物。
80年代初，祖母辞世。直到世纪之交，在《温州日报》做副刊编辑的沈迦，因工作需要前往温州市图书馆善本书库里借阅两本英文回忆录，才第一次知道了苏慧廉的名字。
这个英国人二十出头时漂洋过海来到温州，此后未婚妻也追随而来，他们在此地生下两个孩子谢福芸和海生，将人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温州。苏慧廉一家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翻译出版了温州方言版的《圣经》，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苏慧廉还是胡适的益友，费正清的老师，并大力促成千万英镑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
200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沈迦和太太一起去温哥华附近的列治文吃饭。看着车窗外飞驰向后的大桥栏杆，沈迦脱口而出：“我想写苏慧廉。”
“他离开温州以后干了什么？他是英国人，离开中国以后又做了什么？我其实就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看看海外的资料是否可补充完整。这是我最初的企图。”得到太太支持，沈迦从此一头扎进了如山的档案中。
温州本地史料寥寥，他便叩开欧美、港台各大档案馆和图书馆，走访苏慧廉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城市，重返历史现场。“好文章是用脚写成的”，这句当年他上采访写作课时的师训，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贯彻无遗。
“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

No.4 Bradmore Road，苏慧廉故居
和沈迦的坚定相比，1881年的那个夏天，报名来中国传教的苏慧廉却面临着内心的挣扎。
令他焦灼的并非传教这件事，而是传教的地点。
苏慧廉出身贫寒，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苏慧廉却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并在听闻了一个传教士徒步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穿越雪山冒险宣教的故事后，激发起了去异域传教的强烈愿望。
1881年的夏天，英国基督教组织偕我公会派驻温州的唯一一位传教士李华庆刚刚去世。在地球的另一端，夜阑人静中的苏慧廉在手边的杂志上看到“招募一个年轻人去温州接替另一个年轻人”的消息，他突然感到“自己就是那一个人”，于是跪下来祷告：“主，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除了中国！”
为什么“除了中国”？不仅因为与当时的日不落帝国相比，中国条件太过落后，而且在苏慧廉和多数英国传教士眼里，到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面前出售一个纯粹的理论，何况这个理论还不能给他们带来现世的利益，这几乎就是南柯一梦。
有一种观点称，中国常被传教士视为最抗拒福音的国家，因为许多中国人无法接受基督教，反对祭祖、以及其他偶像崇拜的立场，因而对传教士抱有敌意。
苏慧廉最后被命运选中。1883年，春寒料峭时，21岁的苏慧廉历经4个月的海上和陆路行程，终于抵达温州。沈迦判断，以苏氏对中国的了解，“也许他启程时已经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
就在那个年关，告别同行的阚斐迪牧师，沿着狭小、拥挤、气味难闻的街道回到冷清的家，苏慧廉备感孤清。“不会说当地人的语言，前面的生活也许是死亡，谁又知道呢？”当温州人举城燃放爆竹，欢庆除夕时，稚气未脱的苏慧廉却在给父母的家书里抱怨，自己身处一个没有壁炉的氛围，看不到前方的半点曙光。
然而，就像他的中文名字“聪慧、廉直”所代表的，苏慧廉身上有着同时代所有优秀西方传教士的共同品质：信仰虔诚、志存高远、勤奋执着，有着极强的生存智慧。
“他们首先是一批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没有功利心。”沈迦说，除了具有一般人难及的虔诚信仰，能派驻海外的传教士都经过了严格的选拔，勤勉坚毅是必备的素质。
更让人惊叹的是，仅用半年时间，苏慧廉就能用温州本地话登台传教。身穿清朝服饰，尝试本地食物，克服空气中的恶臭，习惯路边的乞丐和狗，这些对他都非难事。“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矢志要效法耶稣门徒保罗的苏慧廉确实如他所誓言的，到了温州，就和温州人在一起做温州人。
今天，温州信基督教的人数已超百万，沈迦在采访时援引北大社会学系的调查数据说，每7个温州人里就有一个是基督教徒，教徒人口比为中国之冠。
而在130年前的温州，人们对于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和外来宗教并没有那么容易买账。
在当地人眼里，这些碧眼赤须的洋人是怪物。梁启超曾感叹，在甲午战争前后，堂堂的北京书铺竟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而在温州，人们盯着苏慧廉看，“那奇怪的眼神看上去有种恶意与恐怖”。还有不少人试图揭开苏的妻子路熙高高的裙撑，想知道里边是不是什么都没穿。
比消除猎奇心难上百倍的，是吸引和说服人来听传教布道。太妃糖开道、府试时发福音，为来访者准备茶水和香烟，苏慧廉尝试了各种方式。带着牛津的香肠和沙丁鱼，这两样分别象征着英国和法国的食品，还有他的两位本地追随者，“一个残疾，一个肩膀柔弱，一个只会嘟囔几句难懂的中国话”，3人组合一次次地深入温州周边，实现着温州近代基督教史上的“农村包围城市”。
从暴乱始，自革命终
苏慧廉、苏路熙夫妇的墓位于牛津玫瑰山墓园；苏慧廉于1935年5月14日去世，葬礼于1935年5月17日在Wesley Memorial Church举行；苏路熙葬于1931年3月30日。
但他最为倡导、也最为奏效的方式，是除了传教以外的“另外两条腿”：医疗和教育。
奎宁、阿司匹林这两种常用西药，原是苏慧廉为防止自己来华水土不服，到温州后不仅治疗了当地人的疟疾、感冒，还帮家徒四壁的丁先生戒掉了毒瘾。此后“供不应求”，苏慧廉夫妇干脆开了禁烟所。还因为会拔牙、修正倒睫，苏慧廉的“神医”大名不胫而走，一位叫三郎的麻风病人竟匍匐百余里前来求诊，激起了苏氏的同情心，定理医院和温州白累德医院先后开张。
二十余年里，苏慧廉主持和修建了城西教堂等多所教堂，为温州人建造了艺文书院和学堂。他希望通过教育，把学生塑造成心智健全的人。“重要的是要头脑清晰，心胸坦荡，对人生有精神上的追求。”分班教育、学校周日放假这种今天看来极为平常的管理方式，都是由苏慧廉们开一时先河。
路熙和他们的女儿谢福芸也在艺文女校中执教。在帮助中国女生改变站姿、教她们运动游戏的过程中，路熙也感到了“创造历史”的快乐和工作的意义。

离开温州时，苏慧廉与家人和同事合影
那时温州很多教徒目不识丁，更不用说听官话版的圣经宣讲了。苏慧廉利用自己特别的语言造诣，将《圣经》翻译成温州普罗大众一听就能明白的“土话”，成了教徒的必备之物。
不同于传教士中的保守派，苏慧廉还力主用本土化、情境化的方式传教。当时许多西方传教士为强调宗教的“纯洁性”，不屑甚至贬斥中国音乐。苏慧廉不仅自己学习中国音乐，还建议直接用中国乐曲为唱诗班伴奏，他本人就曾将《茉莉花》的歌词改为《圣经至宝》。
针对一些本地教徒周日跋山涉水为教会服务的情况，苏慧廉考虑到中国的现实，特别申请突破固有的义工规定，为这些贫困教徒的劳动支付薪资。“这些本土化的做法，苏慧廉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但可以说，他的不少实践和研究是超前的”，沈迦评价。
苏慧廉1906年离开温州，受邀赴李提摩太创立的山西大学堂就任西斋总教习。在山西他虽然仍为教会服务，但角色已成功转换为教育家和汉学教授。他出版了《儒释道三教》，他的英译《论语》是牛津大学最认可的经典翻译，长年的耕耘甚至让他得到了“孔夫子”的称号。
除了所著《李提摩太在中国》民国十三年便已出版汉译文外，苏慧廉几乎没有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什么踪迹。其实，他和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顾颉刚、丁文江、黄炎培、翁斌孙等众多当时的名流都有交往。他的生命轨迹，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一群重要人物的命运。
民国初年，苏慧廉为筹办华中联合大学返回英国。本已筹得30万英镑，却因一战使计划落空。谢福芸几年后创办了北京培华女子中学，林徽因就是该校学生。而苏慧廉在欧洲创立法国华工青年会，为一战战场上的20万中国人服务，并以出色的工作获民国政府文虎勋章。上世纪20年代，已是国际著名汉学家的他，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和胡适等人一起，使1100万英镑得以退还中国。
65岁时，为了处理中英庚子赔款退款，苏慧廉最后一次回到温州。然而时移世易，他满眼看到的却是，随着民族运动的兴起，当年创立的教堂已被人占领，他创办的艺文学校，外国人悉数被驱。
“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半生。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续的同情。”他在其1928年所著《中国与英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妻子路熙的回忆录里，她对他们最好的年华如此作结：“我在中国的岁月，从暴乱始，自革命终。我在中国的生活有价值吗？有价值。”
沈迦感慨道，苏慧廉晚年发现自己创建的所有功业被遗忘和颠倒，他应该是满怀苍凉离开第二故乡的。沈迦用“半生湖海，未了柔情”这8个字形容这位传教士对于中国的复杂情感。
传教25年

苏慧廉主持扩建的温州城西教堂
苏慧廉在温州传教 25 年，带来的影响，大约有三个方面。
他系统地引进西医。行医本是传教士传教的手段之一，各个差会都有专门的“医疗传教士”，苏慧廉的行医，从替人戒除鸦片毒瘾开始——简陋的戒毒所，到人满为患的小诊所，他很快就在当地取得了医术高明的好名声。
英国偕我公会1895年的年报中，有关于温州拟建医院的报告：“他（霍厚福，应苏慧廉召唤来温的英国医生）现有大量的病人，建设一座匹配的医院迫在眉睫。”
现在温州第二人民医院住院大楼前有一块青石碑，正中书“定理医院”，右写“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左写“光绪二十三年”。这块石碑正是当年苏慧廉所建定理医院的遗物（定理是英国捐赠者的名字）。医院在 1906 年扩建为白累德医院，成为民国时期浙南地区最先进的西医院。而它的扩建捐赠者白累德，却隐匿了自己的个人资料。
其次是教育。苏慧廉曾说，“教会、医疗和教育，是中国传教事业的三条腿。”1903 年，苏慧廉主办的温州艺文学堂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当时的温州大儒、晚清朴学殿军孙诒让也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了演讲。
同时发表演讲的，还有当时中国最大的新式出版机构上海广学会的负责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和苏慧廉的友谊持续了多年，在苏慧廉之后的人生中，李提摩太还将继续发挥重要影响。
再次，是苏慧廉无意中对历史语言学所做的贡献。传教士来华，由于要向不识字的妇孺传教，一般都会学会当地土语，并用罗马字母拼写土语。苏慧廉花了半年不到的时间，就学会了温州土话，并编制了温州话罗马拼音。
这使得100多年后的人们得以一窥语言的变化。比如“年”字，在苏慧廉的注音里是“nyie”，但是如今温州市区的发音已经发生变化，失落了尾音，变成了“nyi”。诸如此类的音变，在各地都有发生，传教士们也记录了很多地方的方言，成为如今考察历史语言的宝贵材料。
执掌山西大学堂
苏慧廉夫妇的回忆录——《中国传教纪事》与《中国纪行》。今天保存在温州图书馆善本书库里的这两本外版书是过去几十年来，温州人了解苏慧廉的唯一来源。
2008年7月，沈迦追寻苏慧廉当年的行踪来到了山西太原市侯家巷，原山西大学堂西学斋工科楼至今还屹立在这条小巷里。楼内西墙上的《山西大学堂设立西学专斋始末记》由当时的山西省谘议局议长梁善济亲撰：“山西之有西学专斋也，自英儒李提摩太先生始……一跃而入文明之域，士气学风且驾它省而上之，之是非李先生之力，乌能及此……”
东墙上刻的《山西大学堂西学斋教职员题名碑》则有苏慧廉的名字：“钦赐二品顶戴英京大学堂学士皇家地学会员西斋总教苏慧廉……”
可以说，山西大学堂的成立，和李提摩太有着莫大的关系，而苏慧廉离开温州北上山西，也正是应李提摩太之邀。
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达到高潮。在山西，则发生了同样是针对外国传教士的震惊中外的太原教案。7月9日，山西巡抚毓贤设计把全省的传教士集中于太原，进而大开杀戒，屠杀新教33人、天主教26人。李提摩太后来说：“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的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屠杀的主要原因。”
1902年，山西大学堂在太原教案赔款的支持下，正式开学，成为了中国创办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另两所是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这三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仿效的是日本模式，北洋大学堂则模仿美国模式，而山西大学堂，由于李提摩太的关系，形成了英国的办学特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并有待研讨的问题。”沈迦说。
苏慧廉第一次见到李提摩太是在1884年。“李提摩太的‘文化传教’理念曾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1907年，在李提摩太的力邀之下，苏慧廉离开温州，来到山西大学堂，任西学专斋总教习。
据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Dorothea Hosie，Hosie 为夫姓）回忆，那时他们在太原的家就在山西大学堂内，屋前母亲手栽的柳树，她 1936年重访太原时还曾见到。同样是苏慧廉的后代，曾孙查尔斯·苏西尔（Charles Soothill）也曾于1996年拜访过山西大学。“但他对曾祖曾做过什么，已经不大清楚了。”沈迦说。后来还是沈迦找到了苏慧廉的墓地。
当年谈判约定，大学堂的西斋由中方的赔款建立，由外方全权管理，经营十年之后交还中方，所以苏慧廉任职到1911年，作为最后一任外方校长，办完转交事宜才离任。事实上，那套官服的来由，正是山西巡抚上奏，表彰传教士们开办教育有功，封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苏慧廉三代正二品。
苏慧廉离任和辛亥革命在同一年，那一年各国差会有一个宏大计划，要在中国联合开办一所最好的大学，定名为“华中联合大学”，而苏慧廉由于在山西大学堂的杰出表现，被公推为首任校长，负责筹备的协调事宜。“他当时已是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教育家。”沈迦说。
为了“华中联合大学”，苏慧廉像当初筹办白累德医院、温州艺文学堂一样，回到英国筹款，并募集到了30万英镑启动资金。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这个计划完全落空。但苏慧廉夫妇的教育理念仍得到了实现——他回国后，女儿谢福芸在北京留了一段时间，继续办学，她开办的学校叫“培华女子中学”。1916年，林徽因就曾入读这所中学。
◆◆◆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